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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街头艺人持证上岗称不再因城管感到局促

发布时间:2019-10-13 06:02:45 编辑:笔名

  上海街头艺人持证上岗 称不再因城管感到局促

  穿着花花绿绿的小丑服,王士平鼓起腮帮子,仰头一吹,一只红色的气球迅速膨胀起来,随即,他熟练地将其与一只蓝色气球弯曲、旋转,又掏出黑色的油性笔在上面画了几下,转眼的功夫,一个神气活现的蜘蛛侠诞生了,围观的孩子们禁不住瞪大了眼睛,发出兴奋的尖叫。“他们就是有证的街头艺人。”人群中,有人指着立在王士平身前的牌子说道,“我在电视上看到过。”路人口中的证,更为准确的名字叫做“上海街头艺人节目审核许可证”,由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颁发。从今年10月25日起,这张杂志大小、塑着封的纸片,就像一张“特赦令”,保护着首批通过审核的8名街头艺人,使之免于城管部门的驱赶与处罚,得以在指定的地块,安心进行表演。除了表演小丑气球的王士平、王路平兄弟,这8名持证的街头艺人当中,有表演吉他弹唱的歌手,用易拉罐编织工艺品的手艺人,用嘴作画的吹画者,甚至还有表演水晶球的海归青年。“选择这几个不同类型的街头艺人,是为了尝试不同的艺术形式在受众当中的效果。”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副局长贝兆健说,他们眼下正在尝试能为城市的文化氛围增色的新途径,街头艺人只是其中之一。“在欧美的许多城市,我们都能看到街头艺人的身影,他们的存在甚至成为一道独有的风景,赋予城市人性与活力。”长期致力于推动街头艺术合法化的上海市政协委员罗怀臻说,“这正是国内的城市所缺乏的。”2004年,时任上海市人大代表的他,第一次在两会上提出议案,希望从立法上给有较高表演水平的街头艺人以“名分”。酝酿十年,这场试图赋予城市活力的先锋试验,终于在上海的街头开始了。要是我们也能够有个证书,大大方方地在街头表演,该有多好去年这个时候,王士平、王路平兄弟还在羡慕国外的街头艺人那种不受打扰的工作状态。彼时,他们刚迎来了五年街头艺人生涯的一个“巅峰”,受邀到马来西亚的云顶广场进行商业演出。那是两兄弟第一次出国,他们发现,同样是表演小丑气球,当地的街头艺人却可以在人群的簇拥下,气定神闲地表演,没有受到任何驱赶。相比于在国内街头那种一边表演,一边要留神城管的狼狈,同行们这种从容不迫的洒脱让兄弟俩感到好奇,王士平灵机一动,拉来一个华人游客当起了翻译,一番打听过后,他才第一次知道,原来在国外,街头艺人只要通过考核拿了许可证,就可以在指定地方演出。“我当时就想,要是我们也能够有个证书,大大方方地在街头表演,该有多好!”王士平感慨道。他不由得回忆起自己这些年里,与城管“猫捉老鼠”的经历。他清楚地记得,第一次在街边做气球那天,曾有一个穿着便装的男人问他:“气球多少钱?”“10块钱一个。”王士平光顾忙着手里的活计,随随便便地回答道。“我都要了。”说着话,那人抄起东西就走。王士平追上去要钱,结果对方回身递给他一张城管证。自此,王士平兄弟俩学会了和城管打游击,只在城管吃饭和下班的时候才出来,王士平说,自己特别不喜欢一看到城管就要仓皇逃走的感觉。如今,这两张薄薄的许可证,第一次让两兄弟获得了一点儿安定感。他们表演的地方是一条繁华的商业街,但人群的簇拥已经不再令他们感到局促,不远处,还能听到他们的“同事”——另一位许可证的获得者,街头歌手铠子吉他弹唱的歌声。铠子2000年从江苏的老家来到上海,大学毕业的他曾在写字楼里当过3年的白领,而后,他架上改装的音箱和口琴,背一把木吉他,开始了街头艺人的生活。“上海并不缺少懂得欣赏街头艺术的民众,只是之前留给街头艺人的空间太有限了。”扎着马尾辫的铠子向中国青年报说起自己切身的感受。在上海的大街上,愿意为他的歌声驻足聆听的人并不是少数,人们也不吝惜在一曲歌罢,往他的琴盒里放钱,最多的一次,一个小伙子一下子就放进去了五百元。铠子清楚地记得,曾经有一个城管,下班脱去制服后,特意来听他唱歌,临走时,还轻轻地在琴箱里放了10块钱。被可怜和被欣赏,是乞讨和街头艺术的主要区别王士平兄弟俩2002年就来到寸土寸金的上海,他们当过餐馆的服务员,也做过酒店的侍应生,直到5年前才做起了“全职”街头艺人。他们并不知道,在他们疲于躲避城管的日子里,剧作家罗怀臻一直在为了改变这样的现状而努力着,早在2004年,时任人大代表的他就率先提出了街头艺人合法化的议案。因为专业的原因,罗怀臻对老上海曾经的街头艺术十分怀念。“在那个年月,以豫园为中心的老城,整个就是民间艺术的大卖场。杂技、戏曲、说唱应有尽有。”他遗憾地告诉,这些街头艺术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逐渐枯萎消失,直到今天也没能再度复苏。他说,而今城市的面貌愈加繁华,却总是少了些灵性。走在石库门,或徜徉于外滩,罗怀臻时常会有种“此处少了一曲爵士乐”、“要是有人吹奏萨克斯就好了”的遗憾。这与他经常在欧洲游走的经历不无关系,他清楚地记得,在安静的法国小镇上,那些打扮成中世纪绅士的街头艺人,是如何专注地沉浸在自己的表演当中,而路人们则驻足欣赏,并会给予礼貌的掌声。“被可怜和被欣赏,是乞讨和街头艺术的主要区别。”罗怀臻告诉中国青年报。 事实上,在澳大利亚、美国、西班牙等国家,街头艺人都是非常正式的,受政府监管的职业,只是在严格的程度上有所差异。罗怀臻告诉,在美国纽约,对那些以卖艺赚钱为生的街头艺人,往往会要求其取得合法执照,并在规定的场所从事卖艺活动。而对于那些不收取捐赠、纯爱好型的街头艺人,则往往采取完全开放的态度。但在国内,要把这种已经中断的艺术形式重新培植起来,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据上海市演艺协会会长韦芝介绍,依据文化部的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,演艺人员作为个体可以在指定的空间进行表演,包括广场和绿地。关键的问题在于,街头艺人上街演出,城市的管理要怎样跟进。“不是法律跟不上,是城市的管理需要跟上。”韦芝说,“首先是怎样辨别街头艺人,其次是如何让文化、城管、绿化、税务、工商等部门协调合作。”罗怀臻也记得,自己这些年来参与过不少关于让街头艺人合法化的听证会,但往往因为牵涉协调的部门太多,迟迟未能有一个定论。政策上的审慎并没能阻止那些怀揣梦想的年轻人走上街头的脚步。2009年,王士平兄弟下定决心从饭店辞职。哥俩从城隍庙买来了十八块钱一包的魔术气球,穿着浑身是兜的衣服,开始了街边卖艺的生活。此时的铠子也已经开始在人民广场一带卖唱,当碰到真正有才华的卖艺者时,铠子自己也会给钱。他至今记得一个在华师大附近唱河南坠子的老婆婆,惊叹于老人的唱腔,听完一曲后,铠子给了她20元钱,还给她买了点儿吃的,但他没有告诉对方,自己是做什么的。转机出现在2013年底。当时,他们纷纷接到了邀请他们去演艺协会表演的。事实上,那次表演正是由官方组织的一次正式面试。铠子记得,当天参加表演的人很多,所有人都在一间大会议室里。后来,这样的考试又进行了四五次,时间过了大半年,就在兄弟俩和铠子快对这件事不抱希望的时候,他们终于被通知:过关了。他第一次感觉到,这座城市俯身向他们做出了接纳的姿态。自打静安区的街头艺人试点搭建完成,罗怀臻每次到位于静安区的上海戏剧学院教课时,都会提前一站下车,步行到持证艺人那里,站在人群外的角落,看一会儿他们的表演。“总体来看效果还不错!”罗怀臻评价道,“既能跟环境相融合,又能带给周围的人以愉悦。”按照他的想法,艺术的形式和艺人的类型还可以再不拘一格些,“比如在张爱玲故居的窗子前,婷婷地立着一个‘张爱玲’,或是在某条小巷的深处,迎面走过来一位‘徐志摩’。”上海市文广局副局长贝兆健记得,第一批许可证下发当天,他们就接到了二三十个要求报名参加第二批持证街头艺人选拔的。他向透露,就目前而言,上海市文广局只能通过开放试点进行尝试,如果试点的反响不错,将会考虑增加试点的数量,并扩大持证上岗的人数,“当试点的规模足够大之时,才能上升到修改相关法规的层面。”复旦大学学院教授孙玮研究的方向是城市传播学,在她看来,上海尝试将街头艺人合法化的举动是一种观念上的进步。她认为,中国城市公共空间内人群的聚合,过去基本都是靠商业来完成,缺少文化层面的纽带,但如果真想把上海打造成像巴黎、罗马、威尼斯那样的具有鲜明个性的城市,则需要将城市的规划、空间的布局同人文的东西结合在一起。“简·雅各布斯在《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》中提出,把城市空间仅当作过道,是城市规划者最大的悲哀,因为这完全遮蔽了街道作为城市空间对于城市公共生活的重要意义。”孙玮对说,“开放街头艺人,至少可以吸引人们驻足,创造陌生人之间的一种连接。”街头的生活已经令铠子隐约感受到了这种连接,他曾应一个陌生小伙儿的要求,在对方的求婚行动中充当了一个角色,后来,他两次在街边遇到这对夫妇,第一次的时候,女孩儿已经成了一位准妈妈,第二次的时候,夫妇俩的第二个孩子已经会走了。“每天都会遇到不同的人,遇到不同的故事,或许这就是街头的魅力吧。”铠子酷酷的声音中充满了感情。眼下,新政策试行已经进入第二个月,艺人们表演的场所也从原先的静安区嘉里中心,搬到了静安公园外面的空地上,而上海也迎来了入冬后的第一波寒潮。但这些并没有影响街头艺人们的心情,王士平兴奋地向回忆起,一个中年男子在看完他们兄弟俩的表演后,特意为他们买了两杯热咖啡。他忽然记起12年前,初来上海的那个夜晚。兄弟俩站在杨浦大桥上,望着这个陌生而又流光溢彩的城市,对着黄浦江大声吼出自己的誓言:一定要在这座大城市混出个人样!摸爬滚打这么多年后,他第一次感觉到,这座城市俯身向他们做出了接纳的姿态。(张莹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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